实际上，关于“取消中考、缩短学制”的声音一直存在。近些年的全国两会上，有多位政协委员、人大代表都曾提出过类似建议。社会上关于“中考要取消”的传言也屡屡出现。不久前，《关于推荐义务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区和实验校的通知》发布后，教育部和有关地方教育部门第一时间对“实验区将实行缩短学制、取消中考”等不实信息进行辟谣。

取消中考，能否达到解决教育焦虑、减压的目的？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曾撰文深入分析该问题。他认为，中高考的竞争与焦虑，本质是社会竞争的前置，不是教育问题，我们可以取消中高考，但永远取消不了社会竞争。

教育内卷的根本原因是中高考？这个结论显然表面化了。

日前著名的人口学家，企业家梁建章博士联合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等撰写了一部《中国教育内卷报告（2023版）》。 在谈到教育内卷的原因时，报告认为，“中小学教育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，是现行的高考和中考制度。” 在此基础上，报告提出了三条改革建议：第一，取消中考；第二，缩短学制（2年），20岁大学即可毕业；第三，大学教育通识化和普及化。

中、高考是教育内卷的原因吗？取消中高考等升学考试就能解决教育内卷，教育焦虑与负担吗？答案是否定的，把教育内卷，教育竞争归因于中、高考，显然把教育焦虑与负担表面化了，肤浅化了。

中高考的竞争与焦虑，本质是社会竞争的前置，不是教育问题，我们可以取消中高考，但永远取消不了社会竞争。

用人单位为什么看出身？

我们不能否认中高考给学生与家长带来了直接的焦虑，但中高考的升学焦虑，竞争焦虑，本质是社会竞争的前置，并非一个教育问题，招生考试制度的问题。说白了，是社会人才评价和社会竞争筛选导致的问题，无关教育。

在80年代高等教育精英教育时代，招生量非常少，一个专科生也是天之骄子，原因是当初我们用高等教育替代了人才选拔。那个时代的大学生，从上大学起就被国家买断，成为国家的“人才”：不仅不要交学费，住宿费，国家还需要给大学生生活费，而你的“工龄”也是从上大学开始计算的。当然，与之相关，你也没有太大选择权，毕业时一纸派遣证把你派到哪里就到哪里报到。

伴随改革开放，高等教育逐渐改变了发展模式，尤其是1999年大扩招彻底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。高等教育迅猛扩张，我们仅用不到20年就跨越了大众化、进入普及化时代。在人口如此庞大的国家这么短的时间实现这种跨越是罕见的。2001年，中国大学毕业生第一次超过100万，2023年高校毕业生达到1158万，如果加上回国留学生，大概率超过1200万，几乎占到新增劳动力的80%。2023年政府就业目标也仅有1200万。2024年，大学毕业生再次提高21万，达到了1179万，创下新的记录。

在人人都是大学生的背景下，用人单位就开始看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，即所谓出身歧视遍布各级政府与国有、私营企业。近日媒体报道的“困在第一学历的大学生”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。另外一个尺子，就是看你的学历，是不是研究生。无论是看出身还是看学历，本质还是一个选拔上的稀缺性问题。

这种出身歧视与学历歧视虽然存在违法嫌疑，但生生不息，显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：即人才筛选上的大概率事件。各级省委组织部门组织的省级选调生选拔也都严格限定在少数985高校。目前985高校本科招生量大约等于我们扩招前的招生总量，在稀缺程度上几乎一样，这也就能理解很多强势用人单位卡在985，而不是双一流的原因。

人人都是北大清华毕业，就没有竞争了吗？

于是，虽然几乎人人都可以上大学，考不上大学已经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（本科线最低仅有280多分，专科线几乎可以忽略），大家还是要拼命竞争，以考取一个更好的大学，以博得未来更好的发展，避免“困在第一学历里”。

很显然，这也并非报告提到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不足造成的，是供给过大，水涨船高，一种正常的市场调节。80年代专科生也是天之娇子，就有体面的工作，难道80年代的专科学校就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吗？显然不是，本质是稀缺。

我们可以倒退设想一下，先不说是否可能，未来我们就学习中小学搞集团校的办法，把所有大学都变成985高校的分校，甚至让所有大学都挂上北大清华的牌子，大家都是北大清华毕业生，用人单位就不搞出身歧视了吗？仍然会用更苛刻的尺子去筛选：你是燕园的北大毕业，还是XX的北大毕业？你是清华园的清华，还是XX的清华？或者，再来一次更严酷的考试，比如国考，进行二次筛选。

过去大学毕业生因为稀缺，毕业就是公务员，体制内单位，但是现在人人都是大学毕业生时，就来一次二次筛选，比如公务员考试。今年公务员国考岗位仅有3万多人，但报名人数超过300万，竞争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中、高考，研究生考试，为什么？疫情的影响，让多数人意识到体制内更为安稳，于是大家涌入体制内，求职者众多，于是我们就再考，再筛选。

我们是否也要取消公务员考试？这不也是教育焦虑吗？

换句话说，也绝不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丰富了，就不会再有教育内卷与教育负担的，本质还是社会竞争的筛选。

所有竞争背后，都是为了一份体面的工作，如果可以直接拿到体面的工作，职高也会被挤破头，而不是大学。

正是因为是社会竞争的前置，因此，一旦可以直达目标，普高，大学都可以不读的。2023年7月江苏盐城中考就出现了罕见的一幕。一个中考中获得742分的高分考生在父母的引导下选择了分流到中职项目，而不是选择当地最好的普高盐城中学（录取分数723）。而这样的孩子还不是一个，是一批。原因就是当地为支持职业教育发展，这个中职项目背后连接着教师编制----如果没有意外顺利毕业，即可获得一个教师编制，于是大家趋之若鹜，放弃了读普高，考大学。这和我80年代初毕业时一样，初中毕业生中最优秀的学生很多都选择了中师、中职，中专，中技，而不是上高中，考大学，因为中师中职中专中技毕业就有一份铁饭碗，体制内工作。

同样，这些年在高考录取中，军警校、师范院校高热，都是这种选择的体现。北京某双非高校在提前录取中超过哈工大，根本原因就是这所高校与中央某部委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就业去向良好。

当下中、高考带来的这一系列激烈竞争的背后，实际都是社会竞争的前置，社会筛选的前置，强加给教育的，是社会评价用教育评价替代的结果，并非教育本身导致的，更不是中高考制度导致的。如果把罪责归因于中高考，实在是太浅薄了。

而社会竞争的激烈，本质还是因为悬殊的差距。如果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收入，退休待遇和公务员差距不大，我们还会这么拼命卷吗？教育的竞争还会这么激烈吗？很多人推崇的教育模范生芬兰就是这样。在芬兰，不仅物质生活水平高度发达，而且因为相关制度的设计上几乎是去竞争化的：上班的人，不上班的人收入差距不大。在这种去竞争化的社会，教育必然去竞争化，功利化，成为我们很多教育专家的理想国。但本质不是芬兰教育的伟大，而是社会去竞争化的功劳，教育无非是适应了这种社会制度设计而已。

教育焦虑，中高考竞争的激烈，还有很多原因，比如文化的问题。对子女的重视，核心是对其教育的重视，这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，但也带来了普遍性的问题，儒家文化圈普遍存在这个问题。

韩国与我们有不同的中、高考制度，但为什么教育竞争与负担也如此严重？同样，中国人涌入美国后，为什么热衷的还是应试培训？我们到硅谷看看，遍布各学校门口的辅导班，就知道，这绝不简单是我们的招生考试制度问题，否则根本无法解释这么多的辅导班的存在。2022年，好未来董事会做出了重大的战略转移，主战场转移海外，服务以华人为代表的亚裔人群。早在2019年，学而思就在硅谷建了第一个分校，主要科目就是小学生奥数！万恶的奥数在美国华人圈盛行，美国奥数代表团几乎就是“中国2队”。

这，能怪中国的中、高考制度吗？

取消中高考，就能降低负担与焦虑吗？结果可能适得其反，这是报告的撰写者没有想到的。

教育负担最重的是哪个学龄阶段？恰恰不是中学生，而是小学生。双减前，中小学生的负担主要是校外辅导，这也是减负政策调整为“双减”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校内校外一起减，校外是重点。在双减前的各种调查都表明，中小学负担最重的是小学高年级，而不是初中，更不是高中，我们完全可以从校外辅导机构的业务重点看到这个情况。

在校外辅导机构最火爆的时期，上市公司营收主要来自小学阶段，相关上市机构都在年报中都有披露。后来因为政策原因，不再公布，但我们从其开班数量也可以看出这一结构。

2016/2017学年，学而思所开班次最多的是小学阶段，其次是初中，最少的高中，其中在小学阶段开设班次最多，超过了7万余个，整个高中是最少的，大约为1万左右。

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？ 

这里面存在一个很有趣的技术性因素：小升初没有考试，但初中有中考，高中有高考。

推行9年制义务教育后，我们首先取消的就是小升初升学考试，但遗憾的是，大家都想上更好的中学，于是大家把各中学半遮半掩的旁门当大路，想尽一切办法挤进小小的旁门，竞赛，特长，综合评价等等，不一而足。于是，为了这些小小的旁门，孩子们18般武艺都要学，都要准备，于是各种辅导班、坑班风起云涌。反观初中，高中，因为有中考，高考这一明确的升学大路，学校全面承担了主体责任，不必大家到校外去学习，导致校外辅导机构很难有机会在中、高考中攫取更多市场机会，于是这个学段的辅导班少之又少。

这其中，伴随近年中考的去区分度，推行复杂的录取制度，不再由考试完全决定，以初中生为对象的辅导班逐渐开始兴盛，其原因和小升初取消类似。你不看考试，你看其他的，我就开始针对性准备。各种直升，签约、综合评价，旁门左道越来越多，于是伴随这些旁门，就多了一些五花八门的辅导班。比如当下推行的综合评价，就带来了复杂的综合评价“应试化”。

同样，前些年因为高考有自主招生，于是面向高中生的辅导班主要就是“自主招生”，这些年的噱头则变成“强基计划”，而不是高考。

升学或者说招生评价的丰富化，必然同步带来新的应试训练与应试负担，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。

因此，当时就有人建议，既然无法杜绝择校，也无法摆脱这种竞争，还不如在确保就近受教育权利的背景下，恢复小升初考试，让择校公开化，统一化，以统一的考试这个大路，取代五花八门的尺子，以最大程度减负。

这个提议显然有现实的意义，但理论上不符合相关理念与政策，也就不可能实施。

当下，无论是北京还是偏远的农村，事实上我们已经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，只要愿意，大家都可以上高中（上职高国家还有直接的补贴），理论上完全可以取消中考，但为什么没有取消？高考也同样，无论是读普高，还是职高，最后都可以以极低的分数上大学，但为什么不取消高考？

其中一个原因比较简单：谁上著名中学，谁上普通高中？谁上普高，职高？谁上清华北大，谁上本科，谁上高职高专?

如果我们取消中、高考，用各种复杂的尺子去实现不可避免的“择校”，比如各高校的自测，会不会上演小升初取消带来的这一幕？

不信我们可以拭目以待！

有人说的好，减负，减不了竞争！取消中、高考，也取消不了这种竞争。如果取消各种升学考试，大家无非还会以更复杂的形式竞争，教育的负担实际大幅增加，而不是减少。

备注：本文只是想和相关专家探讨教育内卷的原因，不能赞同的是对于教育内卷原因的分析，对于梁建章等专家关注中国人口与教育问题，试图推动降低养育负担，尤其是教育负担的初衷表示尊敬。